在英国，非现金货币占到了92％。

1954年宪法一方面将民主集中制视为一项组织原则或者组织制度，它明确了人民——人民代表大会——‘一府两院之间的关系，前两者是民主的一面，后者是集中的一面。[32] 张尚鷟：论民主集中制，张友渔等著：《宪法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

宪法第67条第（七）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对于最高权力机关监督权、撤销权的行使其他国家机关都没有任何反制约的权力。这规定的是权力机关与人民的关系（民选、民督），是政体中的第一层含义（机关的产生），它表明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是基础。总理负责制是宪法规定的国务院的基本体制，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是《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宪法只规定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国务院组织法》不能违背宪法。[13]这是根据地早期的民主模式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延伸——当然比那时严密了，细化了，这种严密和细化主要体现在分工上，即早期的民主政权更具有大民主的色彩，甚至是议行合一的。由于我国县以上（不包括县）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因此全国人大应受省级人大的监督，[15]但省级人大如何监督全国人大？即使所有省级人大同时对本级人大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行使罢免权，它们也不能改变全国人大已经做出的决定，这仍然是对全国人大代表的监督，不等于对全国人大的监督，相反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省级人大的规范性文件。

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其中的第二句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的主体是部长（或主任），这应该没有问题，而第三句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的主体是部长（或主任）还是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即第三句的主体仍然是第一句确认的部长，还是变成了第二句中的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笔者认为应该是前者（虽然这样解释在文字上确实有些别扭）。第2款确认了人民主权的表现形式：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政体问题，它与第3条第2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在内容上是基本重复的，但后者更具体。驳回的主要理由是：对于学生所为选课限制，系基于教学自由，为维持学术品质，实现教育目的所必要之管理措施，并未改变抗告人……硕士班学生身份，且未损及抗告人受教育之机会，则诚难认系争管理措施对于抗告人宪法上受教育之权利有重大影响，自不得谓系争管理措施相当于有致学生退学或类此之行政处分。

行政诉讼案件一般以合法性审查为主，但因大学自治行为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不受法律保留原则约束，不遵循法无规定即禁止原则。二是指大学校规执行时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即对学生做出有关处分时，应有相关申诉、告知等程序。不过，从其理由书中似乎可看到，大法官并不认为大学自治可直接对抗立法行为：大学之必修课程，除法律有明文规定外，其订定亦应符合上开大学自治之原则。教育部制定的大学法实施细则第23条第3项规定：各大学共同必修科目，由教育部邀集各大学相关人员共同研订之。

2012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刊登的《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履行法定职责纠纷案》，显然是对该问题所做出的一种回应。换言之，大学自订规章对公民平等权进行限制，应着眼于该限制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否属于重要公共利益，以及为达到这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释字第382号就是缘该案作出。正当性审查主要以正当程序与平等原则为基准。即，该行为是否由既定规则所认定的组织做出、是否按既定程序、是否赋予相对人辩论机会。可见大学自治还只是作为立法的补充原则而已。

同时在理由书中进一步指出：举凡与探讨学问，发现真理有关者，诸如研究动机之形成，计划之提出，研究人员之组成，预算之筹措分配，研究成果之发表，课程设计、科目订定、讲授内容、学力评定、考试规则、学生选择科系与课程之自由，以及学生自治，大学内部组织、教师聘任及资格评量等，都属于大学自治的范围。郑某参加某警察大学研究所硕士班入学考试，并顺利通过初试、复试口试。但是，基础关系与经营关系划分标准并非清晰明朗，存有争议。特别自刘燕文案后，如何防止司法权干涉大学学术自治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8]赖恒盈：告别特别权力关系（上）—兼评大法官释字第684号解释，载《月旦法学杂志》2011年第197期，第114页。  【摘要】大学自治权不仅涉及与外部国家公权力的关系，也涉及与内部学生权利的关系。

因此，有学者发表评论高度肯定该号解释，认为解释打破学校领域的特别权力关系，具有开创性意义。[11] 案例3：台湾大学学生蔡某，申请在学校公告栏及海报版张贴挺扁海报，被拒绝。

[17]看来，如何对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进行实体意义上的平衡，成为司法实务中的一大难题。进入专题： 大学自治权 学生权利 司法平衡 正当性审查 。台湾地区司法机关在经历一系列的实务尝试后，放弃了合法性审查模式，确立正当性审查模式。[12] 上述这三个案例，一方面说明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对司法实践所具有的影响力。前文提过，经释字第380、 450号后，大学自治不仅获得立法保留，甚至提升到了宪法保留地位。若进行合法性审查，无疑将大学自治重纳国家公权力干涉之内。

[18]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00]诉字第1833号判决书。[4] 可以看到，在释字第380号中所提到的法律保留原则，主要指立法保留，针对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

看来，对大学自治的正当性审查模式中，司法主观裁量的界限何在，将是台湾地区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下一个难题。但司法权介入到大学事务，从一开始就遭到质疑与警告。

四、结语 从上文对台湾地区司法实践的考察可知，法院之所以在涉及大学与学生的行政诉讼案件中选择了正当性审查模式，是基于两大背景：一是大学自治得到法律与宪法保障，能有力地对抗行政机关的不法干涉与立法机关的不当规范。针对该号解释，学界反应不一。

若在该阶段存有瑕疵，可以依此视为该行为无效。根据前揭司法院释字第382号解释意旨，系争管理措施尚不属行政处分，不得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针对立法委员的声请，大法官发表解释文认为：[2]大学自治是宪法所保障的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其范围应包含直接涉及研究与教学的学术重要事项。通过这两大原则对大学自治行为进行审查，一方面有助于大学自治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权利的实体保障。

在该号解释中，大法官对该招生简章中有关拒绝色盲者入学的规定是否违宪进行了一番论证。若参照上文对台湾地区司法实践的分析来看，合法性审查模式能否真正保障大学自治是值得质疑的。

该模式的基本框架是：首先，对大学基于自治权所做出的对学生权利存在影响的具体行为进行形式正当性审查，判断该行为是否符合正当法律程序。但是，在认真对待权利旗帜高扬的时代，对学生权利的实体性保障同样不容忽视。

若是如此，大学生所获得的有权利必有救济也只能是一种空洞的争讼权。针对声请案，释字第450号指出，大学享有内部组织设置的自治权，大学法强制规定大学设置军训室的规定，有违宪法保障大学自治的意旨。

而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时，大学自治是否享有宪法保留，解释并未明示。接着进一步提出：因以色盲之有无决定能否取得入学资格，使色盲之考生因此不得进入警大接受教育，而涉有违反受教育权与平等权保障之虞，是否违宪，须受进一步之检验。[2]大法官会议解释主要有解释文与理由书两部分组成。从外部视角而言，台湾地区大学自治权获得了宪法性保障地位，不仅可以对抗行政权的不法干涉，也可以对抗立法权的不当规范

因共同必修科目一语未出现在大学法中，部分立法委员认为教育部没有得到大学法授权，擅自在其施行细则中增定共同必修科目的规定，不但在形式上逾越母法授权范围，在实质上更有违害宪法所保障的大学自治。一、大学自治权的地位：从立法保留到宪法保留 随着大法官会议第380号和第450号解释（以下所涉大法官会议第X号均简称释字第X号）的出台，[1]台湾地区大学自治的法律地位与内涵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与丰富。

最后，明确宣告第382号解释中涉及不许救济的部分，应予变更。接着进一步提出：因以色盲之有无决定能否取得入学资格，使色盲之考生因此不得进入警大接受教育，而涉有违反受教育权与平等权保障之虞，是否违宪，须受进一步之检验。

[17]赖恒盈：告别特别权力关系（下）—兼评大法官释字第684号解释，载《月旦法学杂志》2011年第198期，第189页。[6]台湾地区的诉愿类似于大陆的行政复议。